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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每次出海，一去就是几个月，便把房子托付给她，除工钱之外，再留些生活费。
她从不乱花钱，每次我远航归来，家里总是窗明几净，冰箱里总会有热一热就能吃的饭菜。
偶尔，也能收到她辗转托人带上船的信，字迹娟秀工整，说说家里的近况，街坊的闲谈，末尾总不忘叮嘱一句：“船长，海上风大，注意身体。”
船上的弟兄们有时会凑过来打趣，“船长，家里那位小媳妇又来家书啦？”
我总是正色纠正，“别瞎说！那是我妹妹。”
他们嬉笑着传阅信纸，起哄道：“这哪是妹妹呀？字里行间可都写着‘项大哥，我想你’呢！”
或许，真是我太过迟钝，始终未曾察觉杨桃那份细腻的心思。
又或许，是我心底有所避忌，只能也只想，把她当作亲人。
老船长走后第三年，我收到航运公司的调令，去一艘中型豪华游轮“蓝海号”担任船长。
我终于独自站在了舰桥中央，手掌缓缓抚过橡木舵轮，面前是占据整面墙的弧形观景玻璃，窗外是铺展到世界尽头的海与天。
没有预想中的狂喜，只有一种沉甸甸的东西压上心头，很实，很重。
这重量来自整条船，几百号船员旅客的性命，也来自冥冥之中，老船长那双似乎仍在云端某处望着我的眼睛......
我知道杨桃一直想当医生。
但现实是，她卫校护理专业的中专学历，注定跨不过执业医师资格考试那道高高的门槛。
我力所能及，也只能给她另一条靠近梦想的路。
我把她接上了“蓝海号”，安排进船上的医务室当护士。
她很感激，眼眶有点红，却努力笑着对我说：“谢谢项大哥！当护士也可以啊！”
她像是自我安慰，又像是说服自己，声音轻却坚定：“救人是医生做的事，那我当护士，帮医生救人，也能算半个医生，对吧？”
上船前，我特意带她去港口的理发店，让老师傅把她的长发剪了，剪得很短，几乎像小伙子。
她摸了摸后脑勺刺手的发茬，没多问，只是笑，“这样清爽，确实方便。”
我没告诉她，这不只是图方便。
在海上漂了半辈子，载客的游轮我见过太多......
船员有纪律管着，大多守规矩。
可那些揣着大把钞票上船、寻求刺激与放松的客人，什么样的人都有。
仗着财势对船上女服务员言语轻佻、动手动脚，甚至更恶劣的，我不是没遇到过，也不是每次都能及时阻止。
剪去长发，掩去些女性特征，在这暂时与世隔绝的浮动小世界里，多少是层薄薄的保护。
她在医务室学得很快，那股想“救人”的心气化作了对病患超乎寻常的耐心和细致。
船医老刘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对我说：“船长，您这可是给咱们船上送了朵‘解语花’啊。
您不知道，最近装病来医务室蹭空调、讨药片的愣头青都多了。
要是名花有主了，您可得早点放出风声，省得那帮小子惦记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