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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开了。
门口站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葡萄牙人，身材不高，微胖，头发花白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，袖子挽到手肘，手里端着一杯咖啡。
他看着马小健，目光在他脸上停了片刻，没有说话。
“施利华先生？”马小健用中文问。
施利华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，侧身让开一条缝。
马小健闪身进去。
屋子不大，客厅里的沙发磨得发亮，茶几上堆着几份葡文报纸，墙角有一个老式留声机，唱片还搁在上面。
阳光从百叶窗的缝隙漏进来，在木地板上画出一道道条纹。
施利华把咖啡放在茶几上，在沙发上坐下，指了指对面的椅子。
“梁先生让你来的？”他的中文算不上好，但够用了。
马小健没有回答，而是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条放在茶几上，然后推了过去。
那是梁鸿达亲笔写的。
施利华拿起纸条，看了一眼，然后从裤兜里摸出一个打火机，打着，把纸条点着了。
火苗蹿起来，在他指尖跳了跳，他把剩下的一角扔进烟灰缸里，看着它烧成灰。
“雷昌盛的事，我知道一些，但不多。”施利华端起咖啡，喝了一口，“你想问什么？”
“雷昌盛在澳门做生意，葡政府是什么态度？”
施利华放下咖啡杯，看着马小健，目光比刚才沉了一些。
“政府的态度，和警察的态度，不是一回事。”
马小健听懂了。
政府对雷昌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因为他的生意养活了半个澳门的码头工人和商铺，给政府交了税，帮政府维持了这座城市的运转。
但警察局里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。
“你为什么要帮我们？”马小健问。
施利华沉默了一会儿，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把百叶窗拨开一条缝，望着外面那条窄巷。
“我在澳门待了二十年，见过英国人、日本人、葡萄牙人，来了走，走了来。”他没有回头，“我见过你们的人，几年前，有一批难民从香港游过来，浑身是伤，里面有女人，有小孩，你们的人在码头上接他们，给他们衣服，给他们吃的，想办法把他们送到内地安全的地方去。”
马小健没有说话。
“我那时候就想，如果我生在你们的地方，我也会跟你们走。”
屋子里安静下来，留声机旁的唱片在阳光下微微反光。
马小健站起来，走到施利华面前，伸出手。
施利华看着他，握住了那只手。
“雷昌盛的下一次军火交易，时间、地点，我会想办法弄到。”施利华松开手，从茶几
马小健接过纸条，上面只有一串数字，没有名字。
“我不会让你暴露。”他转身走到门口。
“等等。”施利华叫住他，声音低下去，“你见过梁先生，告诉他，码头西侧那间仓库，下周三晚上会进一批新货，不是粮食，是枪。”
马小健的手指微微收紧，点了点头，推门出去了。
巷子里还是那股潮湿的霉味。
阳光从老榕树的叶子间漏下来。
马小健攥着那张写着电话号码的纸条穿过巷子，往灰楼的方向走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