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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了亏心事的恐惧还有一个奇特的心理变形,那就是將自己想像为受害者。
在樱花的政治话语和大眾文化中,原爆受害者,东经大空袭受害,战后被北极熊扣押的俘虏等敘事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。
这些歷史创伤当然是真实的,但问题在於,当这种受害意识被用来对冲,抵消甚至压倒对加害责任的反思时,就构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倒置。
很多樱花人会认为,樱花才是战爭的受害者,原子弹的恐怖,战后的贫困,被占领的屈辱。
这种集体心理把樱花放在了弱者和受害者的位置上,从而在无意识中逃避了作为加害者的责任。
一个做了亏心事的人,有时候反而会异常敏感於別人对他的不公对待,並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。
在国际政治中,樱花频繁渲染东大威胁论,把东大的正常军事现代化描述成对樱花的安全威胁。
这种过度敏感背后,就是一种我们曾经对別人做过的事,別人现在也会对我们做的投射心理。
东大崛起后,樱花的焦虑更重了,已经超越单纯的经济竞爭和地缘政治博弈。
更深层的心理因素是,一个曾经被它们侵略、蹂躪、蔑视的国家,如今正在全面超越它们。
无论是经济总量、军事实力、国际影响力还是文化软实力,东大都在迅速赶超。
对一个曾经的加害者而言,受害者的强大是一件极其令人不安的事情。
这种不安至少包含两个层面。
第一是清算恐惧,一个更强大的东大,会不会在某个时刻要求樱花彻底清算歷史
会不会提出战爭赔偿
第二是身份顛覆!
樱花长期以来將自己定位为埡洲的优等生,西化的成功典范,对抗东大中心主义的海洋民主国家。
东大的崛起,摧毁樱花的自我定义。
当一个你曾经俯视的对象开始平视甚至俯视你时,那种心理衝击是巨大的。
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樱花在配合米国遏制东大方面表现得如此积极。
一个做了亏心事的人,最害怕的就是受害者独自强大起来,所以它倾向於寻找强大的盟友来维持力量平衡,以此安抚內心的不安全感。
但米国给不了它安全感!
那怎么办呢
核武器!
周黎把话讲明白,就是警告樱花,给我老实点,別作死!
台下,施密特举手。
他刚才被周黎的话刺得面红耳赤,但记者证不是白拿的。
施密特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,靠的不是迴避问题,而是直面问题。
“周黎先生。”
施密特站起来,拍了拍裤腿上並不存在的灰尘,声音低沉而平稳。
“您刚才谈到了日耳曼的歷史,谈到了德勒斯登的轰炸,我不会为那段歷史辩护,日耳曼犯下的罪行是无可辩驳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