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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二十四年冬，袁镜吾踏着奉天城第一场薄雪，回到了《盛京时报》编辑部。办公室里还是老样子，油墨味混着烟味，电扇停了，换成呛人的煤球炉。同事见面寒暄，问几句营口大水，开两句“见着真龙没有”的玩笑，便各忙各的。菊池荣太郎的办公室门常关着，偶尔在走廊遇见，也只是点头致意，镜片后的目光平静如常，不再提“祥瑞”或“追查”，仿佛去年夏天营口那场惊天动地的“坠龙”事件，不过是报纸上无数过眼新闻中的一条，热度散了，便该翻篇了。
袁镜吾也做回了外勤记者。跑市政会议，写市容建设，采访工商界人士，报道冬赈施粥。生活似乎被一只无形的手，温柔而有力地扳回了原有的轨道。营口的大水、苇塘的白骨、李半仙临终的嘱托、怀中那五块硬物沉甸甸的触感，以及《坠龙录》残页上那些铁画银钩的字迹……都像一场过于真切、又过于荒诞的梦，被锁进了记忆深处某个上了锁的抽屉。只有在夜深人静，或独自面对采访本上那些枯燥的官方数字时，那抽屉才会被悄然拉开一条缝，漏出丝丝缕缕、带着潮湿腥气的寒意。
日子平淡地流淌。经报馆一位老同事撮合，他认识了营口本地一位前清秀才的孙女，李慧如。李家是营口老户，诗礼传家，虽已式微，门风犹存。相亲那日，在李宅略显陈旧但洁净雅致的客厅里，两人隔着一盆水仙，说了些不着边际的闲话。李慧如娴静寡言，低眉顺眼，是典型的旧式闺秀模样。直到告辞时，李慧如送他出门，在廊下忽然轻声说了一句：“袁先生去年在营口，想必见闻不少。我祖父在世时，常说起光绪某年，在辽河渡口，亲见云中有物，蜿蜒如带，金鳞隐现，倏忽而没。家里人都当老人眼花，或是梦呓。我却觉得……他说的时候，眼神是清的。”她抬眼看了袁镜吾一眼，目光清澈平静，说完便微微颔首，转身回了内院。
就是这淡淡几句，让袁镜吾心头那潭沉寂的水，微微漾了一下。光绪年间，辽河，云中物……又一个目击者，而且是李家内部代代相传的记忆。这巧合，让这场原本出于世俗考量的相亲，蒙上了一层难以言喻的、宿命般的色彩。
民国二十五年春，两人在奉天成了婚。婚礼简单，只请了至亲好友。袁镜吾将妻子接回报馆后身那间小屋，添置了些家具，算是有了个像样的家。李慧如性情温婉，持家有度，将小小的家收拾得井井有条。她从不追问丈夫在营口的经历，对那偶尔深夜不归、或对着一叠旧纸出神的沉默，也报以理解般的静默。似乎那关于“龙”的淡淡开场白，已在两人之间达成某种无言的默契，划出了一块不容侵扰、也无需言说的隐秘领地。
婚后第二年，长子出生。又过两年，添了女儿。孩子的啼哭、牙牙学语、蹒跚学步，填充了琐碎的日常。袁镜吾升了职，加了薪，一家人搬进了稍宽敞些的公寓。他每日按时上下班，采访，写稿，校对付印。周末陪妻子买菜，带孩子去公园。在同事、邻居眼中，袁记者踏实肯干，家庭和睦，是这乱世中难得的、安稳本分的人。
生活，表面上，确乎回到了正轨。甚至比去营口之前，更加平稳、充实，有了烟火人间的温度和牵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