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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的引《汉书》，有的举《后汉书》，有的论先秦引书之例。
驳到最后，一条不剩。
我才知道，不是我证据有力，是我读书太少，先入为主，把疑点当成了铁证。”
台下有人轻笑，有人若有所思。
苏遁摇头自嘲：“可见格物之先，先要格自己的‘心’。
心有偏私，则视物皆偏。
子曰：‘毋意，毋必，毋固，毋我。’
这‘四毋’，正是读书人下笔之前当先念的咒。”
众人敛容静听。
苏遁又道：“方才诸位以诗证酒价，还犯了第二个问题——选错了文献。
诗者，情之所发，志之所之。
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
但以诗证史，终究隔了一层。
正如叶兄所言，曹子建‘美酒斗十千’之语，唐人袭用者众，未必是实。
杜诗号为‘诗史’，然终究是‘诗’，非史也。”
他看向众人：“那么，唐朝酒价究竟当以何书为准？
吾以为，当以《唐书·食货志》为准。
诸位可有人知道，《唐书·食货志》中记载的酒价为几何？”
台下鸦雀无声，众人面面相觑，竟无一人能答。
这些学子读的是经义、诗赋，为的是科举，谁会去看《唐书·食货志》？
纵使看了，也不会去记一个小小的酒价啊！
苏遁也不为难，自问自答：“《新唐书·食货志》载：乾元三年，复禁民酤，以佐军费，置肆酿酒，斛收直三千。
一斛十斗，斗直三百。
又载：贞元二年，复禁京城、畿县酒，天下置肆以酤者，斗钱百五十。”
此言一出，台下惊诧一片。
众人面面相觑，低声议论：“苏先生连《食货志》都烂熟于心，这等博闻强识，真非常人所及。”
有人叹道：“我等读书，只知经义诗赋，何曾留意过这些？难怪苏先生能开宗立派。”
苏遁对众人崇拜的目光不以为意，顿了顿，继续道：“杜甫《赠毕四曜》诗中说“东家蹇驴许借我，泥滑不敢骑朝天。”
可见杜甫此时在京城，并在朝为官，杜甫一生在朝为官，仅在乾元元年任左拾遗时。
故而，《赠毕四曜》这首诗应是乾元元年所写。
乾元元年与乾元三年相差不远，酒价应该用相差不远。
所以，杜甫所写“速宜相就饮一斗，恰有三百青铜钱”，非袭用成语，乃是实写。”
台下再次响起低低的议论声。
有人悄声道：“杜甫当过左拾遗，这我知道。可他哪一年当的，谁记得？”
旁边的人摇头：“别说哪一年，我连左拾遗是几品官都不知道。”
又一人接口道：“苏先生不但记得乾元元年，还能从一首诗里推敲出写作年份，再跟《食货志》对榫——
这书读得也太细了。”
苏遁对众人的惊诧不以为意，只微微一笑，话锋一转：“然而——
为何乾元三年，一斗酒直三百，二十六年后的贞元二年，酒价竟跌至斗钱百五十？
诸位可有人能推测一下背后原因？”
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全场，等着有人接话。
古堇略一思索，举手答道：“乾元年间，正值安史之乱，天下板荡，物资匮乏，粮贵则酒贵，故斗直三百。
至贞元初，乱事渐平，虽未尽复承平，然比之乾元年间，已安定许多。谷贱则酒贱，故价落。”
苏遁赞许地点头：“古秀才所言极是。王荆公有诗云：‘百钱可得酒斗许，虽非社日常闻鼓。’
荆公所言，乃本朝承平之时，酒价较之晚唐又低了许多。
可见自唐末五代至今，四海渐定，生民渐安，粮价既平，酒价亦随之而落。
此非上天眷顾，实乃祖宗积德、朝廷爱民、百官勤政之所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