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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1990年开始，日本社会伴随经济泡沫崩溃的负面效应逐渐显现，不但离婚率暴涨至正常水平的2.5倍，自杀人数每年骤增数千人，造就了著名的自杀森林青木原树海。
与此同时，还出现了更加广泛的“社会逃离”现象。
每年有不下数万的日本人，选择“人间蒸发”，主动切断一切社会联系以逃避压力。
破产者、失业者、离婚者、家暴受害者……他们会毫无征兆的突然逃离原有的生活，从此隐姓埋名成为流落街头的难民或日结劳工。
他们既没有被绑架，也没有遭遇任何意外。
他们完全是自愿断绝了与过去生活的所有关联，放弃了工作、友人，甚至至亲的家人，彻底将自己“抹去”。
“消失”成了他们获得解脱，奔赴自由的方式，在日后甚至成了一种“流行文化”。
不光男人是这样，已婚妇女，未婚少女也会选择如此，就是所谓的“神待少女”。
因此，这个群体便逐渐有了一个专有的名词，被称为“蒸发族”。
甚至日后还有了专门帮人实现逃离愿望，帮忙连夜搬家和抹除社会痕迹的公司，叫做“逃离屋”。
不了解日本社会体制的人或许感到疑惑，日本的管理不是很严格吗？
一个人怎能轻易消失？
而且逃离了就真的能够不用为输掉的人生负责了吗?
其实关键就在于日本户籍和住民票这两种制度。
身为日本国民，户口簿伴随一个人的一生，几乎不可能被注销。
而住民票则有所不同，它记录的是一个人当前的居住地址。
如果登记者在登记的住址上长时间没有出现，邮件不断被退回，邻居或房东向地方政府汇报，经过核实后确认确实没人居住，地方当局便会启动“职权消除”程序，注销这个人的住民票。
一旦住民票被注销，这个人在系统中就变成了一个“幽灵”。
国家健康保险随之终止，驾驶执照无法更新，选民资格也会丧失，与几乎所有需要身份证明的服务都随之中断。
然而，正因如此，追踪他踪迹的线索也完全消失了，自然也就无需为自己的“失败”再负什么责任。
比如左海佑二郎，身为一个触犯了法律的人，他正是看重这一点才会选择逃离，自我“蒸发”的。
不过对留下的亲属而言，亲人突然消失必然会给家属带来无尽的痛苦与焦虑。
这种“生死未卜”的期盼，无疑是一种长期的煎熬。
日本的法律设有“失踪宣告”制度。
若某人失联超过七年，家属可以向法庭提出申请，将其视为法律上的死亡，从而能够处理遗产或解除婚姻关系。
但是，若当事人在此之后重新出现，将会导致法律事务变得相当复杂。
某些家庭甚至无法获得申请失踪宣告的机会。
根据日本法律，除非涉及自杀或非法行为，否则成年人自愿选择消失的情况，警方通常不会进行调查。
此外，由于《个人信息保护法》的严格规定，家属若想查阅失踪者的任何信息，常常会被拒绝。
所以说，左海佑二郎虽然脚底抹油，撒丫子跑了，但他留下的烂摊子却让他的妻儿成了最大的受害者。
在他消失的第一个星期，美代子就陷入巨大的忧虑与煎熬之中。
身为妻子的她这个时候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是担心左海佑二郎的人身安全，不知该跟丈夫的亲属怎样交代。
她每天除了忙着去警署打听消息，以及通过左海佑二郎的公司和共同的朋友找人。
就是在无人之处独自痛哭，陷入深深的自责。
她太善良，太单纯了，虽然已经在家接到了一些金融公司的催款电话，却没做多想。
她还认为或许是自己把心思都放在了女儿身上，忽视了丈夫，才让丈夫心生不满，对家庭没有了眷恋。
然而很快，更残酷的真相就被揭示出来。
先是银行发出高达八千万円的欠款催告书被寄到了家里，证券公司也因为需要左海佑二郎给股票账户增加保证金打来电话，然后就是警方和大正保险公司的人先后登门，口径如出一辙，冰冷且残酷地告诉了美代子，他的丈夫左海佑二郎因投资巨亏、涉嫌私下挪用款项，自知无力偿还，才选择畏罪潜逃。
这个时候，美代子整个人都懵了。
在她的心目中，相伴多年的丈夫，虽然近年来和她关系不睦，但却是家里最安稳的支柱，一直都是在为家庭的未来辛苦工作。
他做梦也想不到，自己的丈夫不但偷摸摸的家里的房子抵押了，把一切都输掉了，居然还成了金融犯罪的逃犯。
然后一句话也没说，他就自己逃了，选择了弃妻女于不顾。
这样的的精神打击几乎将她的心神彻底碾碎，整个人因此濒临崩溃。
好几天过去，她都无法接受这个现实，可旁人的窃窃私语、邻里躲闪又探究的目光，日夜磋磨着她的侥幸，却一点点撕碎她心中最后的念想。
这还不算那什么，因为比起流言蜚语，接踵而至的债务风暴，才是她最难抵挡的磨难。
由于左海佑二郎东窗事发，公司也没有再替他遮掩。
于是各式各样的讨债催告书、逾期通知书、高利贷追缴单据如同飞雪般塞满了美代子家门信箱，每天追债的电话接起来没完。
一笔笔从未听闻的欠款、层层叠加的利息、密密麻麻的逾期记录，接连曝光了左海佑二郎隐瞒许久的巨额负债和连锁的债务链条。
窒息的经济压力压得美代子日夜难安，原本生活全毁了，一夜之间被万丈债务裹挟。
她一边还在犹豫该不该把整件事情告诉还在医院养病的妹妹，想要和香川凛子商议此事。
另一边又不得不直面家徒四壁、负债累累的绝境，因为触目惊心的债务总额，日夜精神内耗，心力交瘁，对未来充满悲观的绝望。
而就在左海佑二郎失踪的第十天，终于有人敲响她的家门来讨债了。
那是9月初一个周日的下午五点，厚重乌云压垮了整片天空，没有半点阳光。
连绵不绝的夏雨让屋内光线昏暗，玻璃窗上黏满细密冰冷的雨珠，淅沥的雨声被二楼持续的吸尘器噪音彻底掩盖，只余下一室死寂又压抑的沉闷。
整栋房子里，此刻只有美代子与年仅两岁的小女儿相依为命。
美代子刚刚从惠文堂书店下了早班回来，从早上到现在，她只喂了女儿吃饭，自己几乎没吃任何东西，可以说又饿又累。
但她依然不想休息，也不想吃东西，回家安置好女儿，就开始认真收拾着二楼的房间，试图用忙碌的劳作麻痹心神，掩盖心底无处安放的绝望。
年幼的女儿懵懂地待在屋内，全然不知这个家已然天翻地覆，即将迎来灭顶般的崩塌。
偌大的房子空旷冷清，没有男主人的身影，也没有其他家人陪伴，死寂的氛围压得人喘不过气。
突兀的门铃声就在此刻，狠狠划破了屋内的平静。
美代子心头骤然一紧，停下手中的活计，快步走到客厅，按下墙壁上的对讲机。
声音带着连日积攒的疲惫与警惕，“您好，请问是哪位？”
对讲机那头传来一道温和却带着强势压迫感的男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