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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庆抽出来的那张纸，最上面一行是用铅笔写的，字迹端正，略带锋芒，标题是，“城市低学历、低技能青年群体的社会空间与生存状况研究”。
他看了两秒，抬起头，迎上惠庆的目光，没急着回答。
惠庆也没催他，老花镜拿在手里，用拇指慢慢摩挲着镜腿。
“比其他的，有点儿。”李乐说。
惠庆看着他，没点头也没摇头，只是把那几张被筛选剩下的纸拨到一边，把李乐选定的那张端端正正放在桌子中间。
“说说，”他问。
李乐沉默了几秒。
窗外风大了，梧桐树叶子哗啦啦地响，有一片枯黄的叶子从枝头脱落，打着旋儿飘过窗前。
“前几天，我去韩二哥那儿吃烤翅。”李乐把那天晚上的事，那场架，那些老炮，那群少年，那个啤酒妹，还有啤酒妹说的话、她父亲拍桌子的声响......拣要紧的，用平淡的、不加修饰的语言说了一遍。
“那个姑娘，还有那帮小子，还有189那种职高里成千上万跟他们差不多的人……城市里出生的，户籍就在这儿，可他们和这座城市所谓的主流之间，好像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。”
“他们有饭吃，有地方住，甚至能吃饱穿暖，手里还有点闲钱买烟买酒上网吧。可他们飘着。不知道该往哪儿去，也不太确定自己能不能融入所谓的城市主流.......”
“学校把他们当包袱甩出去，社会对他们的想象也往往刻板得很，添加了贬义的标签，但真正的他们，是什么样的？”
“他们和城市的关系，是一种什么样的嵌入？他们的认同，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空间、什么样的社会网络之上？他们有没有可能向上流动？或者在怎样的条件下，会固化、甚至向下滑落？我觉得，这些问题，涉及到城市的基础......”
“后来我又去了趟图书馆。”李乐停了停，像是在整理思绪。
“我以前做蚁族的田野的时候，关注的是大学毕业生。他们是高学历、低资本，在这个城市里挣扎求生。这个群体，至少还顶着大学生的光环，哪怕这光环现在有些黯淡了。”
“他们的困境，很大程度上是期望与现实、教育投资与回报之间的落差，是知识改变命运叙事在特定时期的梗阻。”
“社会关注他们，某种程度上，是因为他们原本被寄予了上升的期待，他们的下落或滞留，构成了对主流成功学话语的一种冲击或修正。”
“而我现在想的这个群体，是低学历、低技能，甚至没有学历。他们是蚁族之外另一个庞大的、却被研究视野忽略的群落。社会能见度也更弱。他们的故事，似乎更少被讲述，或者被讲述时，更容易被简化。”
“可城市里，像他们这样的人，数量可能更庞大，因为他就是我们的身边人。”
“他们同样深度参与了城市化进程，构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基础，尤其是低端服务业、制造业的底色。他们的生存策略、社会网络、身份认同，他们与城市空间的关系，他们对未来的想象和实际可能……我觉得，这是一个同样重要，甚至更为基础性的议题。””
惠庆静静地听着，手里那副老花镜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放下了，搭在桌面上，镜片映着窗外的天光，亮亮的两团。
“你刚才用了个词，底色。”他慢慢说道，“为什么这么讲？”
李乐想了想，“从宏观数据上看，农民工也好，城市低学历青年也好，他们是现今国内劳动力市场不可或缺的基础组成部分。”
“但农民工这个群体的社会身份是相对清晰的，他们有家乡，有土地，有回去的退路和想象。而城市低学历青年，他们的退路是什么？他们能退到哪儿去？”
他说着，微微皱起眉头，像在梳理一团打结的线。
“前些日子，我在景东的仓库见过一个人，他在技校读的是物流管理，毕业两年，换过四份工作，干过销售，干过库管，在小公司跑过业务，还做过地推。他说过一句话，我印象特别深。他说，我们这些人啊，就是城市里的草。看着绿了一片，其实是散的，一茬一茬的，割了又长，长了又割。没人关心草是怎么想的。’”
“我当时听了，觉得这话挺悲观的。可后来想想，草也是有生命力的。关键是，什么样的土壤，能长出什么样的草；什么样的气候，能让这片草地绿得更久，而不是一茬一茬地枯黄、死掉、再重来。”
李乐说完了。
办公室里安静下来。挂钟的钟摆还在“滴答滴答”地响，像一粒粒沙漏进时间的沙漏里。
惠庆看着李乐，目光里有一种复杂的、难以名状的东西。
然后说道，“从蚁族到更广义的城市低学历、低技能青年，这个延伸是有价值的。你意识到了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与关联，这很好。”
“前者是期望受挫，后者可能更接近机会排斥或结构性边缘化。研究后者，确实能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层与个体命运。但数据不一定好拿，田野也不好进。”
“首先，进入田野的难度。蚁族相对集中，也有一定的同质性，通过租房、求职网站等渠道，接触相对容易。而你提到的这个群体，更加分散，更加异质。他们可能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……他们的工作、生活流动性可能更强，社会网络也可能更加封闭或排外。”
“你如何找到他们？如何取得他们的信任？如何进入他们的生活世界进行观察和访谈？这需要更巧妙的策略和更长的时间。”
李乐点点头，“我.....”
惠庆一抬手，那意思，听我说完，“其次，理论框架的挑战。研究蚁族，你可以借鉴教育社会学、劳动力市场分割、社会流动、城市社会学中关于落脚城市、社会融入等方面的理论。”
“但这个群体，情况更复杂。他们的身份认同可能是模糊的、流动的、策略性的。你需要整合的理论资源可能更广，包括底层研究、青年研究、职业社会学、空间社会学，甚至文化研究中的亚文化理论。如何搭建一个既能把握宏观结构限制，又能呈现个体生命经验的分析框架，很考验功力。”
“而且，写出来的东西，可能不太好听。真实的东西，往往不太好听，你明白？”
“我明白。”
惠庆看着他那副“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”的表情，忽然笑了。那笑容里有感慨，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。
“再有，伦理和表述的难题。研究这样的群体，很容易陷入两种陷阱：一种是居高临下的拯救者姿态或悲情叙事，另一种是猎奇或简单化的问题化呈现。”
“费先生曾经说过，书读多了，就容易变的小资，变得不接地气，把高高在上当成高屋建瓴。再做研究，就容易对他人的荒蛮想象，一边自我感动留下泪水满足了自己的同情心，另一边又成功的将他们和自己进行物种隔离。”
“如何保持研究的同情性理解，同时又保持必要的学术距离和批判性？如何让他们自己的声音被听见，而不是仅仅成为你理论框架的注脚？如何在学术写作中，既保持分析的锐度，又保有基本的人文关怀？这需要非常谨慎的拿捏。这些，你怎么考虑的？”
惠庆的目光像在掂量一块刚出窑的砖，看它实不实，有没有暗裂。
“还有，你之前写的那篇蚁族的报告，固然数据扎实，分析也到位，结论写得克制。但有一个问题，你自己可能没意识到。”
李乐抬起头。
“那篇文章里，你引了鲍曼的废弃的生命，引了福柯的规训，洋洋洒洒，旁征博引，理论功底是有的。但文章读到后面，更多是理论的堆叠，是框架的套用，是引用大师的话来替你的研究对象发声。”
惠庆摆弄着手里的老花镜，“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你的文章里，那些蚁族的声音那么少？他们的原话，他们的故事，他们的挣扎，被压缩成了数据表格里的百分比，被解释成了理论框架下的例证。”
李乐张了张嘴，想辩解什么，又闭上了。
惠庆笑了笑，“我不是批评你。毕竟批评不及时，就成了找后账。当时我想说来着，费先生拦住了，说你那个年纪，能做到那个程度，已经超出很多同龄人，要多鼓励，”
“但你现在要做的博士论文，不一样。硕士论文可以靠文献综述、二手数据、精巧的理论拼图，再加一点自己的调研，就能模糊过去。博士论文不行。你要贡献的不是搬运，是创造。不是缝合，是生长。”
“所以，现在，已经经历了几年的学习和历练，更成熟的你，说说你的路线图。山在那儿，你打算怎么爬？用什么工具？带什么干粮？预计在哪个崖壁会最陡，哪个风口风最大？这些，想过了没有？”
李乐坐直了些。
这个问题，他这几天在图书馆，对着那些文献和冰冷的数据时，反复盘问过自己。最初的冲动之后，需要的是冷静的路径。
“我原来的想法，”李乐斟酌着措辞，“是从边缘群体这个角度切入，用社会排斥和空间隔离的框架来分析。他们似乎被主流叙事有意无意地忽视了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看不见的阶层。”
“但我调了一些数据，特别是燕京、沪海、羊城几个地方统计局、劳保部门这些年关于就业、职业教育、流动人口和户籍人口对比的报告，还有几所类似189的职高内部流传的、不怎么对外公开的就业去向追踪表……”
李乐的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划着，像在梳理脑中的线索。
“看完之后，我觉得，边缘这个词，可能不准确，甚至有点……有点轻飘飘的，带着一种俯视的怜悯，或者学术上的距离感。”
惠庆的眉梢几不可察地动了一下，“哦？那应该是什么？”
“他们不是边缘，”李乐抬起头，目光与惠庆相接，“他们是底层，或者说，是城市劳动力市场里，最基层、也最尴尬的那一层。”
“怎么说？”
“您看现在的就业市场，”李乐语速快了些，带着梳理后的确信，“高端岗位，要的是名校、海归、高学历、亮眼的履历，拼的是智力资本、文化资本。低端岗位，建筑工地、流水线、餐馆后厨……要的是能吃苦、肯加班、不挑活儿、价格实惠的劳动力，拼的是体力、耐力和对低回报的承受力。”
“而这群人，城市户口，土生土长，甚至可能家里在这儿还有套老破小的房子。但他们正好卡在中间。学历拼不过大学生、研究生，甚至连好点的大专生都比不过。文化资本、社会资本，都薄弱。”
“可要他们去干那些最苦最累的低端活儿，他们又未必拼得过农民工。那些活儿，农民工也能干，可能干得更好，要求更低，更能忍。而且农民工背后，往往还有一个可以退回的乡土社会作为缓冲和心理依托，他们呢？他们的乡在哪里？退了，能退到哪儿去？”
惠庆微微颔首，他接过话头，“这就有了城市生存空间的冲突，一种结构性的挤压。就业与生计的挤压，公共资源的竞争，居住空间的区隔，甚至文化心理上的互相排斥。”
“对，”李乐的手指在膝盖上停住，攥成拳，“就业市场的挤压，好工作够不着，差工作竞争不过外来者。”
“公共资源的隐性挤压，他们的家庭，往往也处在城市公共服务覆盖的边缘或薄弱环节。”
“居住空间的挤压，城市化进程、旧城改造、房价飙升，他们熟悉的、赖以生存的市井空间、廉价的生活环境在不断消失。”
“社会认同的挤压，他们不被主流的成功叙事所接纳，也难以融入所谓的高层圈子，甚至和父辈那种单位人的稳定认同也断裂了。”
“城市在飞速发展，治理逻辑越来越精细化、技术化，甚至……某种程度上，越来越偏向精英化、效率优先。”
“招商引资、高新产业、人才引进、城市形象……这些是显性的政策语言。而像他们这样一群人的生存、发展、上升通道，在宏大的叙事里，声音是微弱的，甚至是失语的。他们成了发展快车上，被惯性甩在车厢连接处，有些颠簸、有些迷茫的乘客。车在往前开，他们也在车上，但脚下的地板，未必那么稳当。”
“所以，你的问题是？”惠庆拿起桌上的茶杯，没喝，只是捧在手里，像在借那点温度。
李乐深吸一口气，“我的问题是，在城市治理日益精英化的背景下，这个被结构性地挤在‘中间’的群体，他们的生存逻辑是什么？他们如何在资源有限、竞争激烈的城市空间里，找到自己的位置，或者，被迫接受被分配的位置？”
“他们如何应对就业市场的排斥和挤压？如何在房价高企、生活成本攀升的压力下维持体面的生存？他们的社会网络是什么样的？是封闭的、同质化的，还是能够提供向上流动的资源和机会？”
“他们的身份认同，是更倾向于‘市民’，还是某种混杂的、甚至自我贬抑的认同？他们对未来有什么期待？这些期待是现实的、可能实现的，还是被结构性地扭曲、压制、甚至消解的？”
“他们的......”
他一口气说了很多，像拧开了水龙头，起初是试探的滴答，随即涌出成股的水流。
惠庆没打断他，只是安静地听着，目光落在窗外那棵梧桐树上，仿佛在数叶子。
等李乐说完，惠庆拿起茶杯，慢慢呷了一口。茶已经凉透了，他皱了皱眉，还是咽了下去，“看到了结构，看到了夹缝，看到了尴尬的处境。那么，怎么研究？”
“老规矩，先进入田野。”李乐显然有过思考，“不贪大，不一定一开始就追求大样本的统计代表性。可以先做几个深入的个案追踪，或者，选择一个特定的、有代表性的场域，进行长时间的参与式观察。”
“比如？”
“比如在燕京，就以189职高，或者类似的一两所职高为切入点，选几个有特点的学生，做深度个案。把他们现在的生存状态、家庭背景、社会关系网络、自我认知、对未来的想象，尽可能摸清楚。”
“然后，”李乐手指在桌面中划了一条线，“顺着时间轴和空间轴往下游延伸。”
“跟踪他们毕业后一两年，甚至更长时间，进了哪些行业？换了多少份工作？面临哪些具体的困境，工资拖欠、职业伤害、社保缺失、情感归属？”
“他们的社会网络是拓展了还是萎缩了？价值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？是认命了，还是依然在寻找出路？或许能捕捉到一些更结构性的东西，而不仅仅是横截面上的切片。”
惠庆听着，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敲，“方法上，个案追踪和参与观察，方向是对的。能沉下去，拿到一手鲜活的经验材料，比任何二手数据都宝贵。”
“但选点要讲究，要有代表性，也要有可进入性。189那种地方，门朝西，你一个燕大研究生，怎么进去？人家凭什么让你观察？凭什么对你掏心窝子？”
“身份是个问题，”李乐承认，“直接以研究者的身份进去，可能引起警惕，或者只看到他们想让你看到的一面。”
“我在想，或许可以换个方式，换个身份接触，先建立信任。或者，从外围入手，比如他们常去的网吧、台球厅、小吃街、劳务市场，先混个脸熟。再不行，从像韩二哥那样的关键中间人入手，他是那片的地头蛇，又是开店的，消息灵通，也有一定威望，通过他，或许能打开一些缺口。”
惠庆不置可否，转而问，“理论框架呢？你打算用什么理论来统摄这些可能庞杂甚至琐碎的经验材料？”
“光是讲故事，描摹一群人的生存状态，那是报告文学，不是社会学论文。你需要概念，需要分析工具，需要把你看到的现象，和更宏大的理论传统对话。”
这个问题更核心，也更能考验一个研究者的学术功底和思维深度。
“理论方面，肯定需要大量、系统的文献梳理和反思。”李乐显然也深思过，从包里掏出笔记本，翻到做了记号的一页。纸页边缘有些卷，蓝色的墨迹洇开一点，大概是写的手出了汗。
“初步的想法，是以社会空间作为一个核心的分析透镜。”
“列斐伏尔的生产空间？”惠庆插了一句。
“是，”李乐点点头，“空间不是容器，是产物。生产空间的同时，也被空间生产。我想借用这个视角，去分析这群人如何被城市的空间结构所塑造，又如何在其间寻找缝隙、建立据点、甚至进行微弱的抵抗。”
“而且不仅仅是物理空间，比如他们居住的城中村、工作的工厂车间、活动的街头巷尾、聚集的职高校园。更是社会空间，是各种资本分布、权力关系运作、社会机会配置在空间上的投射......以及，他们作为行动者，如何在这些被给定的、充满限制甚至排斥的空间中，进行日常的实践、协商、抵抗、适应，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，构建属于自己的意义世界和生存策略。”
惠庆微微颔首，这算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。
“而在理论程敏，我考虑从两个主要的维度切入，相互支撑。”李乐继续阐述，思路越来越清晰。
“第一个维度，是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。用资本理论，特别是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，来透视这个群体。”
“他们匮乏的是什么资本？这种匮乏是如何通过家庭、学校、社区实现代际传递和再生产的？在教育筛选、职业准入、社会交往中，这些资本匮乏如何具体地转化为机会剥夺和地位固化？”
“同时，也要看到，他们并非完全被动，他们也在尝试积累属于自己的、可能非主流的资本形式，比如某种基于地缘或业缘的街头智慧、特定圈子内的社会声望、甚至越轨行为带来的某种资本。这里面有结构的限制，也有个体的能动性。”
听到这，惠庆拿起笔，捏过一张便签纸，开始在上面写写画画，听到李闭了嘴，指指他，示意继续。
李乐“哦”了一声，“第二个维度，是城市空间与社会正义。”
“等等。”惠庆停笔，“”列斐伏尔、大卫·哈维、苏贾？”
李乐点点头，“是，特别是这些人对空间的生产、空间正义的讨论。”
“分析城市化进程、城市规划、产业布局、土地政策、房地产市场、公共服务的分布，是如何在生产一种空间格局，这种格局在客观上将他们区隔在特定的、往往是不利的城市空间里。”
“这种空间区隔，又如何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社会排斥，限制了他们的生活机会和发展可能，塑造了他们特定的社会心态和集体行动的逻辑？”
“反过来，他们又如何通过日常实践，比如占道经营、非正规就业、特定的消费与交往模式，来争取、挪用、甚至反叛这种空间安排？”
李乐越说，眼睛越亮，语速也越快，仿佛那些在图书馆里冥思苦想、在草稿纸上涂涂画画的散乱念头，此刻被一根线串了起来，渐渐显出轮廓。
“当然，这两个维度不是割裂的。空间是资本和权力运作的场域，资本和权力的差异又反过来强化了空间的不平等......”
“我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连接点，比如，分析某个具体的空间-资本耦合机制，像是职高校园作为一个特殊的规训与排斥空间，如何塑造学生的文化资本认知；或者，像韩二那条小吃街，作为一个底层社会的交往与谋生空间，如何成为他们社会资本积累与运作的独特场域。”
惠庆一直安静地听着，写着.....等李乐告一段落，他看了看自己写的东西，搁下笔。
“嗯，框架有了雏形。社会空间作为统摄性概念，分层流动和空间正义作为两个主要的分析维度，中间用具体的机制分析来勾连。这个构想，有潜力。”
只不过，下一句话锋一转，“但雏形终究是雏形。”
“你现在最紧要的，不是急着跑出去做田野，而是先做扎实文献梳理。把这块学术地里，前人已经种过什么庄稼，收成如何，有哪些沟沟坎坎，有哪些地方还荒着，彻底理清楚。尤其是城市社会学、空间社会学、社会分层与流动、青年研究、教育社会学这几个板块，要重点下功夫。”
“国内的、国外的，经典的、前沿的，理论的、经验的，都要看。看别人是怎么提出问题的，怎么设计研究的，用了什么理论，得出什么结论，又留下了什么遗憾和未竟之处。你的研究，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，更要找到你可以插下一脚的空隙。”
李乐认真点头，在笔记本另翻一页，记下。
“还有一点，”惠庆身体微微前倾，目光锐利了些，“你手头正在做的网络社会研究的课题，和这个新的选题之间，有没有可能产生关联？能不能打通？”
李乐一怔，随即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被猛地拨了一下。“您是说......”
他顺着惠庆的思路往下滑，“他们的实体空间受限，网络空间是不是他们表达、联结、甚至抵抗的替代性场域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