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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心猛地往下一沉。我从头到尾没有提到我婆婆，连“婆婆”这两个字都没说过。我只说了我做了噩梦。
常姨没有等我回答，自顾自地说了下去：“家仙们在点化你。你婆婆的寿限到了，明年，六十三。”
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太平常了，就像在说今天下午会下雨一样，不带任何情感色彩。可我的脑子里忽然炸开了一样，因为我想起了一件事——
大概十多年前，我婆婆有一次跟邻居聊天的时候说起过，说那时候我还是个还没过门的新媳妇，她提着菜篮子在菜市场碰到一个神婆，那个神婆拦住了她，上下瞅了她两眼，说了一句话：“大姐，你这个人仗义，能活，就是寿限短，六十三。”
当时我婆婆当笑话说的，说那个神婆瞎了眼，自己身体这么好，怎么看也不像六十三就死的人。邻居也跟着笑，说这些江湖骗子就是吓唬人好要钱。
可那个神婆没要她的钱。
也没卖给她任何东西。
说完那句话就走了。
这件事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没有任何人再提起过，我自己都快忘了。可现在，常姨坐在我对面，闭着眼睛，说出了一模一样的数字，连问都没问我一句。
我坐在常姨家那张老旧的藤椅上，手心里全是汗。窗外不知道什么时候阴了天，屋子里暗下来，常姨没有开灯，她的脸半明半暗地对着我，嘴唇上沾着茶水的光泽。
“她说得对。”常姨忽然又开口了。
“谁？”
“你婆婆遇到的那个神婆。她说的没错，你婆婆就是六十三的寿限，阎王簿子上写着的，改不了。”常姨说这话的时候睁开了眼睛，看着我的表情大概不太好看，又补了一句，“你也别太难过，人的命数都是定好了的。”
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从常姨家走出来的。我站在巷口，手里捏着手机，想给婆婆打个电话，又想给丈夫打个电话，最后谁也没打。我把手机放回兜里，站在秋天的风里，忽然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。
这就是我经历的事情。打那以后，我每天晚上都会在婆婆睡前去看看她，帮她关好窗户，倒好温水，摆好那个蓝白格的老枕头。她的手还是暖的，她的胃口还是好的，她骂起人来中气还是那么足。
可她明年就六十三了。
接下来的事，是从一碗饺子开始的。
那天是冬至。婆婆打电话让我过去吃饺子，韭菜鸡蛋馅的，我进门的时候她正在厨房里忙活，满屋子都是热气。
“秀儿来了？快洗手，饺子马上好。”
我洗了手，习惯性地往厨房看了一眼，然后整个人就钉在了厨房门口。婆婆站在灶台前，穿着那件藏蓝色的棉布褂子，一手拿着漏勺，一手扶着锅沿。锅里白胖的饺子翻滚着，灶台上方的灯照着她的后脑勺，我觉得这个画面在哪里见过。
不是见过。
是梦见过。那个画面和我在梦里的视角一模一样——从厨房门口看进去，婆婆站在锅前面，白气模糊了她的脸。
唯一不同的是，梦里她穿的不是蓝褂子，而是一件我没见过的暗红色棉袄。
我不知道那个梦到底要给我看多少东西。每一次我以为我已经消化了所有恐惧的时候，就有新的细节跳出来，像一个我从来没读过的剧本，可翻到下一页才发现，每一页我其实早就读过了，只是当时没有读懂。
冬至过后的第三天，婆婆查出高血压。
不是什么要命的病，高压一百五，低压九十五，大夫说老年人常见的很，开了降压药，嘱咐她按时吃。婆婆不当回事，说自己的身体自己有数，吃药不吃药的感觉也没什么区别。
可我觉得有什么东西变了。
她开始掉头发。不太多，每次梳头掉个十几根，可之前她几乎不掉头发的。她开始记不清事情，前天跟她说好的事，第二天就忘得一干二净。她开始说一些奇怪的话，有一次我给她打电话，她忽然说：“秀儿，我想把咱们那张全家福洗一张大的，挂在堂屋。”
我说好，我去洗。
她说：“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吧。以后你们想我了，有个照片看看。”
这句话她说得很轻，很快，像是不经意间顺嘴说的。可我攥着手机站在办公室的隔间里，浑身发冷，因为我清楚听到了那个“以后”后面的意味。
我跟我丈夫商量，想带婆婆去大医院做个全面检查，丈夫说我太敏感了，六十二岁，掉几根头发不是很正常吗？记性差一点不是很正常吗？老年人不都这样吗？
“你就因为一个梦，因为一个看事儿的胡说八道，就把我妈当病人看？”他皱着眉头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不耐烦，“林秀，你是不是最近工作压力太大了？要不要我陪你去看看心理医生？”
我张了张嘴，想跟他说那个梦后来又来了。从常姨家回来以后的那个晚上，我又梦到了那个房间。可这一次不一样了——我看到有人了。梦里那个老旧的房间里不只是婆婆一个人，床边还站着两个影影绰绰的人影。
看不清脸，分不清男女，就那样站着，低头看着床上的婆婆。
像是在等她。
可我没有跟我丈夫说。因为我说不出来，这话说出来连我自己都觉得可笑，可它就是真的——每次我想开口说这件事，我的喉咙就像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一样，声音发不出来，只能从嗓子里挤出一声干哑的气音。
我试了三次，都这样。
元旦那天，婆婆忽然提起来一件事。她说她想回老家看看。她说的老家是她六十年前住的那个村子，她十几岁就跟着家人搬到城里来了，之后几乎没回去过。
“我梦见那个地方了。”婆婆说这话的时候坐在沙发上，电视开着，她没看，“梦见村口那棵大槐树，开满了白花，好看得很。”
大槐树。白花。
我手里的杯子差点没端住。
“妈，你说的大槐树，是不是窗户外面有一棵很大的槐树？长在一个老房子旁边？”
婆婆转过头看着我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我该怎么说？我该说我梦里的那扇窗户外面就有一棵大槐树，槐花开得密密匝匝，风一吹就往下落？
我没说。我只是问她那个屋子是不是有一个老式的木头衣柜，墙上是不是挂着发黄的旧照片，床尾是不是放着一个木头箱子，箱子上是不是盖着一块白色的钩针桌布。
婆婆的脸色一点一点地变了，从疑惑到惊讶，从惊讶到一种我从未见过的、近乎木然的表情。她盯着我看了很久，电视里在放着春节联欢晚会的重播，笑声一阵一阵地传过来，可我们婆媳两个就那样沉默地对坐着，像两个在黑暗里看见了同一盏灯的人。
“那是我娘家的老屋。”婆婆终于开口了，声音很低，“我就是在那个屋子里出生的。你说的那个箱子，是我娘的陪嫁。那棵槐树，是我爹亲手种下的。”
我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，不是那种突然跳出来吓你一跳的恐惧，而是那种慢慢的、一点一点漫上来的、像水一样无孔不入的恐惧。
我没去过那个村子。我嫁进来十二年，婆婆从来没有带我去过她的娘家，因为她的爹娘早就过世了，老屋也早就没人住了，垮没垮都不一定。
可我在梦里把那个房间的每一个细节都看得清清楚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