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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转向皮克。
“你现在在巴萨会员里的支持率是多少？”
皮克沉默了两秒，说：“退役之前做过一次内部民调，我在‘最受欢迎前球员’里排第四。前面是小罗、普约尔和梅西。”
“够了，”林梓明说，“拉波尔塔当年上台的时候，支持他的会员不到百分之十五。他靠的是精准地收割了那一小撮对前任不满的人，然后慢慢扩张。我们现在不需要百分之五十一——我们只需要百分之三十五，加上一个让所有人都觉得‘这次不一样’的叙事。”
“什么叙事？”皮克问。
林梓明没有回答，而是看向莎克蒂。
“德尔加多现在在诺坎普门口站着，举着一张二十四年前的报道。你知道那篇报道写的是什么吗？”
莎克蒂点头。她当然知道。她来这里之前，把那篇报道从头到尾读了四遍，用三种颜色做了标注。
“写出来，”林梓明说，“念给我听。”
莎克蒂看着他，银镯子无声地颤动了一下。然后她从纱丽的暗袋里掏出那张折成方块的纸，展开，念了那段被荧光笔划出的西班牙语——
“‘巴萨不属于任何人。所以它属于所有人。下一次选举，不会在投票箱里决定。它会在每一个觉得‘这不关我的事’的人决定‘这关我的事’的那一刻，提前决定。’”
林梓明听完，推开车门，站到了巴塞罗那的晨光里。他转过身，弯腰看着车里的两个人。
“德尔加多等了二十四年。他在等什么？不是等一个有钱的中国人，不是等一个退役的球星，也不是等一个从伦敦来的印度女人。他在等一个时刻——三个完全不相关的人，因为同一个念头，在同一个早晨，决定不再问‘怎么办’，而是问‘为什么不’。”
他伸出手。
“走吧。去诺坎普。别让那个老头子一个人站在那里。”
皮克看着那只手，没有犹豫，握住了。他的掌心是热的，粗糙的，有老茧——一个运动员的手，一个踢了二十年球、从来没学会用脚以外的东西解决问题的人的手。
莎克蒂最后一个下车。她站在酒店门口，阳光从她身后照过来，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，一直延伸到加泰罗尼亚广场的鸽子群里。
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机屏幕。有一条新消息，发件人是一个她没有存过号码的号码。
消息只有一行字：
“冻结只是开始。退出，或者失去一切。”
她看了三秒钟，然后把手机放回纱丽暗袋里，那张折成方块的纸旁边。
她没有回复。
出租车从他们身边开走了，司机终于可以去看诺坎普门口那个疯老头子的现场直播。车载收音机里传来加泰罗尼亚语电台的声音，主持人激动得像在解说一场国家德比的最后三分钟：“同志们，朋友们，卡洛斯·德尔加多还在那里站着！已经四十分钟了！没有人敢走过去拉他走！没有人！因为所有人都知道——他手里那张纸上写的，是真的！二十四年前他写的每一个字，都是真的！”
三个人朝加泰罗尼亚广场的方向走去。
他们的路不同。莎克蒂要乘地铁，皮克去停车场取车，林梓明要穿过广场坐另一条线的地铁。他们在广场中央分开，没有告别的话，甚至没有眼神交汇。
林梓明走在鸽子群里，裤兜里的手机又震了一下。
这回是消息。
“亲爱的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别一个人扛。”
是孟买发来的。
林梓明站在广场中央，抬起头，看着蒂比达博山上那朵被晨光照亮的云。他的手在裤兜里握着手机，拇指在屏幕上悬了很久，最后打了两个字：
“等你。”
然后他关了手机，穿过广场，走下地铁站的台阶。
巴塞罗那的地铁里已经有早高峰的人了。一个拉着手风琴的老人靠在柱子上，拉的是《巴萨颂歌》的前奏，但一直没进副歌，就那样反反复复地拉着那句“我们在球场呐喊，我们是绿茵场的主人”。
林梓明投了一枚两欧元的硬币，没有停下来听。
他上了车，车厢里挤满了人，他的脸被挤得贴在一扇车窗上。窗外隧道里的灯光一闪一闪地掠过，像某个看不见的人在打着某种密码。
他闭上眼睛。
地铁在黑暗里往前开。
诺坎普的晨光里，德尔加多还在站着。
马德里某个看不见的房间里，ElPadre面前的雪茄已经燃到了第三支。
而比这所有一切更早、也更晚的那个东西——那个叫“改变”的东西——正在巴塞罗那的每一条街道上走着，正在每一个打开推特看到那个视频的眼睛里醒过来，正在每一颗觉得“这不关我的事”的心上，轻轻地敲了一下门。
就像莎克蒂的银镯子。
轻轻地。叮当。
像时间本身在呼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