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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阳雷厉风行地清查修缮京营火器，如同一块投入死水潭的石头，激起的涟漪远远超出了神机营和工部、兵部的范围，也迅速反馈到了帝国的权力中枢——紫禁城，文华殿。
崇祯皇帝案头，关于此事的奏报渐渐多了起来。有韩阳自己定期呈送的简明条陈，数据清晰，进度明确，问题与困难也直言不讳。
有兵部、工部一些官员诉苦或告状的奏章，指责韩阳“行事操切”、“不谙体制”、“凌虐属吏”。
也有少数御史风闻奏事，弹劾韩阳“借机敛财”、“任用私匠”、“所修火器恐以次充好”。
当然，也少不了司礼监太监，特别是那位曾“无意”提及此事的王承恩，在随侍时“顺便”提及的几句看似客观的“听闻”。
“韩阳办事是急了点，倒像是个做实事的。”“了。”
“西郊那修缮厂，倒是聚起不少匠人，日夜赶工，听说修好的家什，看着是比原先强些。”
这些或褒或贬、或明或暗的信息，汇聚到崇祯这里，拼凑出一个愈发立体，也愈发让这位年轻又多疑的皇帝感到矛盾的韩阳形象。
能干，是毋庸置疑的。
别人推诿塞责、视若畏途的烂摊子，他敢接，而且真能在短时间内理出个头绪，推动起来。
从他条陈中罗列出的已清查火器数目、堪用与待修比例、修缮进度、物料耗用等等，清晰具体，与他暗中派去查看的太监回报大致吻合。这种务实和效率，在暮气沉沉的京营和官僚体系中，显得格外刺眼，也……格外有用。
但跋扈，似乎也是真的。
那些告状奏章里描述的，韩阳及其手下强硬乃至蛮横的行事作风，恐怕并非全系捏造。
为了达成目的，不惮于得罪同僚、下属，甚至触碰一些潜在的规矩和利益网络。
这种性格，在崇祯看来，是一把双刃剑。用得好，可以斩开腐弊；用不好，则可能伤及自身，甚至破坏朝局“稳定”。
至于“借机敛财”、“任用私人”的指控，崇祯并未全信，但也不会不信。
水至清则无鱼，边将出身，骤然接手涉及大量物资银钱的事务，手脚是否绝对干净，崇祯持保留态度。
但只要不过分，且在办事的前提下，他甚至可以默许——只要你能把事办成，办得漂亮，让朝廷，让他这个皇帝面上有光，些许“瑕疵”并非不可容忍。
关键在于，这个“度”在哪里？韩阳能把握住吗？
真正让崇祯在意的，是另一份来自宣大镇守太监王坤的密奏。
王坤在密奏中，除了例行汇报宣大防务，特意提及，卢象升对韩阳在京城督办火器修缮之事“甚为关注”，多次向兵部催促，并私下表示“若得京营汰换之良械，宣大防务可固三分”。
同时，王坤也隐约提到，宣大东路韩阳旧部，如张鸿功、孙彪徐等人，近日与京城“韩大人”处“书信往来颇密”，东路军营中，对韩阳的旧日部曲多有优抚，其“振武营”虽经整编，然骨干犹存，训练未懈，且“于韩氏战法、火器之用，信奉甚笃”。
这几句话，看似平常，却像几根细针，轻轻刺在崇祯内心最敏感的那根神经上。
韩阳与卢象升的“默契”，韩阳对旧部的“影响力”，以及那支被打上鲜明韩氏烙印的“新军”的潜在向心力……这些因素组合在一起，让崇祯不由得想起了历史上那些坐拥强兵、渐成藩镇的边将。
难道，韩阳在京城的“低调”和“实干”，只是一种伪装？
他真正的目的，是通过督办火器，一方面结交卢象升这样的实权督师，另一方面继续遥控旧部，保持甚至扩大其在边镇的影响力？待到时机成熟，内外呼应……
这个念头让崇祯不寒而栗。他之所以将韩阳调入京城，本就是出于制衡和防范的考虑。
如今看来，这种防范似乎并未完全奏效，反而可能给了韩阳一个在更高层面运作、编织关系网的机会？
“皇爷，”王承恩的声音将崇祯从沉思中拉回，“这是韩阳呈上的最新条陈，还有附呈的，首批修缮完毕、堪拨边镇的火铳、虎蹲炮清册。”
崇祯接过，翻开清册。上面罗列了约一千五百支修缮一新的鸟铳、三眼铳，以及五十门虎蹲炮、弗朗机的型号、编号、修缮情况、测试结果，并建议拨付宣大、蓟镇各半。
条陈中，韩阳还提及，在查验中发现大批彻底朽坏、无法修复的火器，已造册请示，是“熔毁回炉”还是“折价变卖”以充修缮之费？
看着那详实的清册和请示，崇祯心中的疑虑稍减。
无论如何，韩阳是在实实在在地做事，而且做出了看得见的成果。这些修缮好的火器，正是边镇急需的。
至于那些报废火器的处理……倒是个试探。
“告诉韩阳，报废火器，准其会同工部、户部有司，酌情折价变卖，所得银两，专款专用，悉数用于后续火器修缮及工匠工食，每笔开支，需造册报备，不得挪作他用。”
崇祯缓缓道。
这是既给了韩阳一定的灵活处置权，又套上了严格的监管枷锁。
“是。”王承恩记下。
“另外，”崇祯沉吟片刻，“首批修缮的火器，拨付之事……让兵部去议，按常例办理即可。
不过，告诉卢象升，火器乃国之利器，须善加利用，以彰国威。
至于韩阳……”
他顿了顿，似乎在斟酌措辞：“火器查验修缮事宜，办得不错。着内阁拟旨，嘉勉其‘勤勉任事’。
然修缮之事，非一日之功，后续更为繁巨。让他不必过于急切，当循序渐进，尤需注意与各衙门协同，勿生嫌隙。京营冗务繁多，神机营副将本职，亦不可偏废。”
一道嘉勉的旨意，配上几句看似关怀、实则提醒告诫的“口谕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