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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它在踢足球，”汉斯站在笼子前面，目瞪口呆，“一只猴子在踢足球。”
“不是踢足球，”弗里茨纠正，“是在玩球，它不知道什么是足球，它只知道这个东西会滚，很好玩。”
“但它用后腿蹬球，”汉斯说，“后腿，不是前爪，它的后腿能做这么精细的动作了？”
弗里茨没有回答，他掏出手机，开始录像。镜头里，M7追着那个红色的小球，从笼子的这头跑到那头，再用后腿蹬一下，球飞起来，砸在笼子的栏杆上，弹回来，M7又跑过去接住。
“杨教授，”弗里茨把录像发给杨平，“M7会踢球了。”
杨平看了录像，回复：“它不知道自己在康复，它只知道好玩，这就是最好的康复——在玩中恢复。”
杨平把这段录像也转发给了韦伯。
韦伯看到录像的时候，正在海德堡的实验室里吃午饭。他放下三明治，把录像看了四遍，然后抬起头，看着坐在对面的汉娜。
“汉娜，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？”
“哪一句？”
“我说，我这一辈子发过的所有论文，价值都比不上杨教授这一个实验。”
“记得。”
“我现在觉得，那句话还是说错了。”
“错在哪里？”
韦伯把手机转过来，屏幕上M7正在追那个红色的球。
“那些论文，没有让任何一只猴子踢球。但杨教授的实验，让一只瘫痪的猴子，在用后腿踢球。不是论文的问题，是我以前找错了问题。”
汉娜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笑了。
“教授，那不叫‘瘫痪的猴子’。那叫‘康复中的猴子’。瘫痪的猴子不会踢球，康复中的猴子才会。”
韦伯点了点头，拿起三明治，继续吃饭。他吃得很慢，每一口都嚼很久，像是在品尝某种比食物更重要的东西。
三月中旬，国际脊髓损伤研究学会的主席Richardson给杨平发了一封邮件，问他能不能在学会的官网上刊登一篇关于M7和Cell封面文章的报道。
杨平回复可以，不过这事应该由曼因斯坦去做，因为这是曼因斯坦负责的项目。
Richardson又发了一封邮件：“杨教授，我还有一个请求，能不能让M7和您的病人陈建国，做一次视频连线？我想让全世界的脊髓损伤病人看到，希望是什么样子的。”
杨平没有立刻回复，他想了很久，然后去找陈建国。
“建国，Richardson教授想让你和M7做一次视频连线。你会被全世界看到，你愿意吗？”
陈建国坐在康复训练室的软垫上，刚做完一组步态训练，浑身是汗。他想了想，然后问：“教授，那些看到我的人，会知道我曾经瘫痪过吗？”
“会！Richardson就是想让他们看到，一个曾经瘫痪的人，现在能站起来了。”
陈建国沉默了一会儿。
“那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很惨？”
“不会！他们会觉得你很勇敢。”
陈建国的嘴唇动了动，像是在犹豫什么，然后他抬起头，看着杨平。
“好，我连，让全世界看看，一个瘫了的人，是怎么站起来的。”
视频连线的日子定在三月二十号，春分。
Richardson在旧金山的家里，面前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。杨平在南都的研究所会议室里，旁边是陈建国和弗里茨。M7在动物房里，面前架着一台平板电脑，屏幕上显示着Richardson的脸。
M7盯着屏幕里的那个白发老人，歪了歪头，然后伸出手，碰了碰屏幕。
“它在摸Richardson的脸，”弗里茨说，“它没见过他，但它想认识他。”
Richardson在屏幕那头笑起来。
“M7，你好，我是Jas。我看了你的视频，很多很多遍。你是我见过最了不起的猴子。”
M7当然听不懂，但它听到了声音，耳朵动了动，然后转过身，走到笼子的另一边，又走回来。它的步态很稳，走得很快，尾巴高高翘起。
“它在走，”Richardson的声音突然变得有些沙哑，“它走得真好。”
视频切换到会议室，陈建国坐在轮椅上，面前也是镜头。他穿着一件干净的蓝色T恤，头发梳得很整齐，脸上带着笑，但那种笑不轻松，是一种紧张的、认真的笑。
“建国，你准备好了吗？”杨平问。
“准备好了。”
Richardson的脸出现在屏幕上。
“陈先生，你好。我是JasRichardson。”
“Richardson教授，你好！我是陈建国。”
“陈先生，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？”
“您问。”
“你从受伤到现在，差不多十二年？”
“十二年？”
“十二天？”Richardson点了点头，“从不能动，到能站起来。你觉得自己幸运吗？”
陈建国想了想。
“当然，我是最幸运的，能够成为杨教授新技术的实验对象。”
“陈先生，你说的话，我会记下来。我会告诉全世界所有的脊髓损伤病人，让他们看看你的样子，听听你的声音。你不是医生，不是科学家，你是一个病人。但你说的话，比我们所有医生和科学家加在一起都有力量。”
陈建国的眼眶红了，但他没有哭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问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问题。
“Richardson教授，我能不能去医院，跟那些刚受伤的病人说说话？告诉他们，不要放弃，不要绝望，有人在做事情，在做能让他们站起来的事情。”
Richardson看着陈建国，看了好几秒钟。
“陈先生，如果你愿意，我可以安排让您担任我们的希望大使。学会所有的费用将由慈善基金负责。”
“哪家都行，只要能帮到人。”
视频连线结束了。杨平关掉屏幕，转过身看着陈建国。
“建国，你知道你刚才做了什么吗？”
“知道，我跟一个美国教授说了几句话。”
“不只，”杨平说，“你做了一件比我发论文更重要的事。论文是写给科学家看的，你是写给病人看的。病人不看Cell，但他们看得见你。你站起来了，他们就知道，他们也有希望。”
“我是世界上第一个站起来的瘫痪的脊髓损伤的患者，我觉得如果能够给其他患者带去希望，这是最有价值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