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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国都城易城被三尺厚雪覆盖。北风如刀，刮过夯土城墙，卷起漫天雪沫。宫殿檐角的铜铃在朔风中发出沉闷声响，那声音穿透风雪，像是为逝者敲响的丧钟，又像为这个古老诸侯国的前途哀鸣。
燕悼公的灵柩停放在正殿中央，由八十一根白烛环绕。烛火摇曳，在黑色帷幔上投下变幻不定的影子，仿佛先王不安的灵魂。梓宫以百年楠木制成，漆成玄色，上绘日月星辰、山川神灵。棺内，燕悼公面容枯槁，双目微睁，似有未竟之志。
太子跪在灵前，已整整三日。他身穿斩衰之服，麻布粗糙，磨得脖颈泛红。面色苍白如纸，眼窝深陷，只有偶尔抬眼的瞬间，那双与父亲相似的眼眸中，还闪烁着一丝属于年轻人才有的光——尽管那光正在被沉重的责任迅速吞噬。
“君父临终前，究竟说了什么？”他低声问身旁的老臣公孙直，嘶哑的声音几乎被风声吞没。
公孙直年过七旬，此刻也跪在太子身侧。他颤抖着手，从怀中取出一块素帛，上面以朱砂写着寥寥数字。老臣的声音低沉而破碎，每个字都像从肺腑中艰难挤出：
“君上弥留之际，臣伏于榻前。君上手指北方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‘守住我们的土地，不要让它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。’言毕，咳血三升，薨。”
太子——不，此刻他已是燕国君主——缓缓抬头。目光穿过殿门，望向漫天风雪。易城建于蓟丘之上，地势稍高，从这里可以望见城外茫茫雪原，以及更远处燕山山脉的轮廓。那片土地，自召公奭受封以来，已传数百年。
多么漫长又多么短暂的岁月。
燕国地处华北平原北端，西倚太行，北靠燕山，南临易水。这本该是形胜之地，如今却成了困局。齐虎视于东，野心勃勃；中山为患于南，狄人屡犯于北。更不用说晋、楚两大强国，以天下大势压人。
“土地...”燕公姬舍喃喃重复，手指不自觉地抠进蒲席。蒲草断裂，发出细微声响。他想起十四岁那年随君父巡边，站在残破的边城上，看落日将城墙染成血色。君父指着城外那片被战火烧焦的田野说：“每一寸土地，都浸透着燕人的血。燕国很小，小到强国不屑一顾；但燕国很大，大到值得我们用性命去守。”
殿外传来脚步声。执事宦官趋步而入，跪禀：“殿下，不，君上——占卜已毕，大殓吉时在巳时三刻。各国吊唁使者已至馆驿，齐国上卿晏婴、晋国大夫、秦国公子皆已抵达。”
姬舍缓缓起身，膝盖因久跪而僵硬，踉跄一下。公孙直欲扶，被他抬手制止。他必须自己站稳，从这一刻起，燕国不能再有第二个可以依靠的人。
“传令：大殓从简，不奏哀乐，不宴宾客。各国使者，一视同仁，以礼相待，不可厚此薄彼。”他的声音逐渐坚定，“尤其是齐、晋两国使者，要格外留意他们的言谈举止。风雪阻途，他们却不辞千里而来，绝非仅为吊唁。”
“大王明鉴。”公孙直深施一礼，眼中闪过一丝欣慰——这位年轻的君主，或许比他想象的要敏锐。
五日后，姬舍正式即位，是为燕共公。登基大典简朴得近乎寒酸。太庙前，祭天铜鼎中燃烧的黍稷发出噼啪声响，青烟在风雪中扭曲升腾，像挣扎的灵魂。
燕共公身着父亲留下的旧朝服。礼服是十年前制作的，那时燕国尚有余力用金线绣出玄鸟纹样，如今金线已褪色，玄鸟的羽翼模糊不清，正如这个国家的荣光。他头戴九旒冕，每串玉珠在眼前晃动，透过玉珠看出去的世界，被分割成无数碎片。
“不肖子孙，承继大统。”他跪在祖宗牌位前，声音不大，却字字清晰，“天地为证，先祖为鉴。必不负先君之托，不坠燕国数百年基业。若违此誓，身死国灭，永绝宗祀。”
誓言在寒风中飘散，被雪花吞没。参加典礼的百官沉默垂首，他们中有人眼眶湿润，有人神色凝重，也有人目光闪烁，各怀心思。
祭天仪式后，燕共公登上临时搭建的高台。没有编钟奏乐，没有百戏助兴，只有风声呼啸。他俯瞰台下：文武百官立于右侧，铠甲在雪中泛着冷光；各国使者列于左侧，服饰各异，神情莫测；更远处，易城百姓远远围观，他们裹着破旧冬衣，面有菜色，眼中是麻木与茫然。
这一刻，燕共公突然无比清晰地意识到：从他站立之处开始，燕国的命运将不再只是史册上的几行文字，而是他必须承担的、活生生的重担。这个在强国夹缝中喘息的小国，这个曾经“北镇戎狄，南屏诸夏”的古老邦国，已经到了存亡之际。
他深吸一口气，寒冷空气刺痛肺腑。然后抬起右手——这个简单的动作，将拉开燕国长达一个多世纪动荡岁月的序幕。无人知晓，这序幕之后，是灭亡的深渊，还是新生的曙光。
燕共公在位的五年，是燕国历史上几乎被遗忘的五年。后世史家在竹简上只留下寥寥数字：“共公立，五年卒。”仿佛这五年只是两次死亡之间的空白。
然而对燕国而言，这五年是挣扎求存的每一天。
共公继位的第一年春天，雪还未化尽，边境急报已至：中山国犯边，掳掠三个村落，杀三百余人，掠牛羊千头。朝堂上，主战之声高涨。年轻将领南宫觉请命：“中山小丑，屡犯我境。请予臣三千精兵，必斩其首献于阙下！”
共公沉默良久。他展开羊皮地图，手指划过燕国南部那道弯曲的边界线。中山国虽小，却民风彪悍，且与齐国暗通款曲。若大举征伐，齐国必不会坐视。
“准南宫觉领兵一千，”最后他开口，“驱敌即可，勿深入其境。中山之患，不在中山，而在其背后的齐国。”
南宫觉愕然，还想争辩，被老臣公孙直以眼神制止。退朝后，公孙直私下对共公说：“大王深谋远虑。然军中恐有不服。”
“那就让他们不服。”共公的声音疲惫，“公孙先生，你可算过国库还有多少粮食？多少兵甲？一千士卒出征，已是极限。燕国现在打不起任何一场仗，哪怕是对中山这样的小国。”
他转身望向窗外。易城的春天来得迟，宫墙下的积雪才开始消融，露出空。
那五年，共公日夜操劳。他改革税制，将什一税减为什二税，即十取其二，虽仍沉重，但比之前十取其三已是大减。贵族反对声浪高涨，他亲自拜访几位大宗族长，在宗庙前长跪：“非孤不敬先祖，实乃民不聊生。若百姓皆亡，要宗庙何用？”
他鼓励农耕，从鲁国请来老农，教燕人垄作法；从郑国引进新耒，提高耕作效率。他减少宫廷用度，罢停所有不必要的祭祀，将省下的钱粮一半充入国库，一半赈济灾民。
一次巡视乡野，他看到田间有老农以人拉犁，因牛马已被征作军用。共公下辇，亲自为老农扶犁，行三十步。随行官员大惊，老农伏地痛哭。消息传开，燕国上下震动——这是自召公以来，第一位亲自下田的燕侯。
然而，颓势如溃堤之水，非一人之力可挽。公元前524年深秋，共公病倒。太医诊断为“忧劳成疾，心血耗尽”。病榻上，他召来太子，指着墙上的地图说：
“你看，这是燕国。西有晋，东有齐，南有中山。燕就像站在三把刀剑之间，稍有不慎，便是万劫不复。我死之后，你须记住：不图霸，不称雄，只求存。燕国太小，小到没有犯错的资格。”
十一月丙寅，燕共公薨，谥“共”——取其“敬事供上，安民长悌”之意。太子即位，是为燕平公。
如果说共公是在寒冬中点燃火种的人，平公便是那个小心护着火种、不让它熄灭的人。他在位十八年，性格温和，不喜征战。这十八年，是燕国难得的喘息之机。
平公大力发展贸易。他在易城设立“五市”，吸引中原商贾。来自齐国的盐、越国的铁、楚国的漆、秦国的玉石，都在这里交易。他降低关税，提供驿站，甚至允许商贾子弟入官学。一时间，易城“商旅络绎，车马塞途”。
他也引进中原农耕技术。从周王室旧地请来老农，传授“代田法”；从郑国购来铁制农具，虽数量不多，但已开先河。燕国原本“地寒，谷一岁一熟”，在平公年间，部分地区已能“岁再获”。
然而，和平总是脆弱。平公晚年，齐国内乱已平，强国之势复振。晋国推行改革，国富兵强。两国对燕国的压力与日俱增。
公元前505年，平公病逝。临终前，他对太子说：“我这一生，未开一寸土，未增一兵卒。但燕人十数年不识兵戈，孩童得以长大，老者得以善终。这便是我能为燕国做的事了。”
平公的葬礼上，齐国使者送来厚礼，却在暗地里对随从说：“燕侯庸碌，无雄主之相，燕国不足虑也。”这话传到燕前简公耳中，他握紧父亲冰凉的手，在心中立誓：终有一日，要让天下正视燕国。
燕前简公在位十二年。这十二年，是燕国从“喘息”到“挣扎”的转折。
简公不像父亲那样温和。他加固城防，在易水沿岸增筑烽燧；他训练士卒，组建“技击之士”三千，皆能开强弓，善骑射；他改革军制，将原本按氏族编制的军队改为按地域编制，加强中央控制。
但这些努力，在大国压力下显得杯水车薪。齐国以“燕不朝贡”为由，陈兵边境。简公亲赴边境，与齐将对峙于易水。
那是燕国历史上值得铭记的一幕。两军隔河相望，燕军不足两万，衣甲不整；齐军五万，旌旗蔽日。简公乘战车至阵前，扬声对岸：“齐侯欲得燕地乎？燕国虽小，有死士万人。齐军若渡河，易水便是齐人坟冢！”
或许是震慑于燕军的决死之志，或许是顾忌身后的楚国，齐国最终未渡河。但简公知道，这只是暂时的退让。回国后，他一夜白头。
“燕国如风中残烛，”他对太子说，“今日齐退，明日晋来；明日晋退，后日中山来。如此循环，终有熄灭之日。我儿，你要记住：小国之道，不在力敌，而在智存。”
公元前493年，燕前简公卒。其子献公即位。
献公在位期间，做了一个屈辱但必要的决定：再次向齐国进贡。每年春、秋两季，燕国使者带着玉璧、良马、皮毛渡易水，入临淄。朝中老臣痛哭：“此乃国耻！”献公默然，然后在宗庙前跪了三天三夜。
“若耻辱可换燕人平安，孤愿担万世骂名。”这是他在宗庙前说的唯一一句话。
进贡换来十数年和平。这时期，燕国得以休养生息。但献公心中清楚，这只是饮鸩止渴。他尝试过其他出路——与西边的秦国通好，与南边的卫国联姻，但都效果有限。
公元前465年，献公卒。其子孝公即位。孝公在位时间不长，却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决定：他派遣使者公孙杵西行，抵达秦国。
彼时秦厉共公在位，秦国尚偏居西陲，但已显峥嵘。公孙杵在雍城盘桓三月，归国后向孝公禀报：“秦人质朴，法令严明。秦君虽处西陲，有东出之意。燕与秦，地不相接，利不冲突，可结为外援。”
孝公采纳其言，与秦国订立“不攻之盟”。
然而孝公未看到盟约结果。公元前455年，他在一次狩猎中坠马身亡。其子成公即位。
成公与父亲、祖父皆不同。他性格刚烈，自幼习武，耻于燕国长期处于附庸地位。即位第三年，他做了一件大事：秘密联络晋国，约定共伐齐国。
“齐强晋弱，晋必从之。”成公在朝堂上慷慨陈词，“且晋与齐有宿怨，久欲东出。燕晋合力，可破齐军，复我失地，雪我前耻！”
老臣们面面相觑。公孙直已逝，其子公孙操出列谏道：“大王，晋人狡诈，不可轻信。且齐强燕弱，纵使胜之，燕能得利几何？不过前门驱虎，后门进狼。”
成公不听。公元前444年春，燕军两万出易城，与晋军三万会于中山。约定共击齐国东境。
起初顺利。联军连下齐国三城，缴获甚丰。成公在军帐中设宴，与晋将把酒言欢，约定破齐后平分其地。
变故发生在第七日。深夜，晋军突然拔营而去，未留一言。次日黎明，齐军主力抵达——整整八万大军，由名将田重率领。
成公这才明白：自己被出卖了。晋国以燕军为饵，诱齐军东调，自己则趁机攻取齐国西境城池。而燕军，成了弃子。
那一战，燕军大败。成公身中三箭，被亲卫拼死救出。两万士卒，生还者不足五千。更糟的是，齐国趁势反攻，连夺燕国三座边城。
败军回到易城时，正值深秋。城门紧闭，城头守军看到残破的旗帜，竟不敢开门。成公在城下嘶喊：“我乃燕侯！开城门！”
城门缓缓开启，迎接他的是百姓麻木的眼神，和朝臣压抑的叹息。那一夜，成公独坐殿中，对着地图，看了一整夜。地图上，燕国的版图又缩了一圈。
“我错了。”他对太子说，声音沙哑，“我不该信晋，更不该以卵击石。你要记住：在强者面前，弱者没有尊严，只有生存。生存，就是最大的胜利。”
此后，成公郁郁寡欢。公元前439年冬，他在巡视那三座失陷的边城时，呕血而亡。谥“成”，取“安民立政曰成”，实为讽刺。
闵公即位时，燕国已到谷底。国库空虚，军心涣散，强邻环伺。这位三十岁的君主，站在父亲灵前，没有哭泣，只是说：“从今日起，燕国不会再失一寸土地。”
闵公在位三十一年。这三十一年，是燕国从谷底缓慢爬升的时期。他吸取父亲教训，采取完全务实的外交政策。
对齐国，他继续进贡，甚至增加贡品数量，遣词愈发谦卑。齐国使臣来临淄，他亲自出城三十里迎接，执礼如见君父。有臣子私下不忿，闵公只说：“勾践事吴，十年生聚。燕国今日之辱，他日必偿。”
对晋国，他绝口不提背盟之仇，反而主动嫁女与赵氏庶子联姻。婚礼上，他举杯敬晋使：“燕晋同源，皆出姬姓。往日龃龉，皆成云烟。自此之后，永为兄弟之邦。”言辞恳切，晋使亦动容。
对秦国，他延续父亲政策，定期遣使，送上燕地特产：貂皮、人参、北珠。秦君悦，回赠以秦国青铜器、玉器。两国虽远隔千里，却书信往来不绝。
对内，闵公改革军制。他废除世袭军职，推行军功爵制。无论贵族平民，斩敌一首，赐爵一级，赏田一顷，宅一处。此举触动贵族利益，但闵公以铁腕推行，处死了三个带头反对的大夫。
他还奖励耕战。农民开垦荒地，三年不税；士卒在边境垦田，所获归己。十年间，燕国新增耕地千顷，边境驻军亦能自给自足。
闵公晚年，燕国已有常备军三万，其中骑兵五千。这在当时的中原小国中，已是可观军力。更重要的是，燕军装备一新：燕山出铁，燕国工匠以秘法锻铁为甲，轻而坚，箭不能入，号为“燕甲”，列国闻名。
一次，闵公视察武库。看着库中整齐的兵甲，他突然问将军南宫隋：“若齐军再来，燕军可战否？”
南宫隋昂首：“三万将士，人人敢死。纵齐军十万，亦可一战！”
闵公摇头：“不，不是一战，是让齐国不敢来战。燕国的军队，不是用来战胜的，是用来威慑的。让敌人知道，攻打燕国的代价，他们付不起。”
这是闵公的智慧，也是小国的生存之道。
公元前415年，闵公病重。临终前，他将太子叫到床前。墙上的燕国地图，经数十年，已陈旧发黄。闵公的手指颤抖着，划过地图上燕国的轮廓：
“看，这就是我们的国家。不大，但也不小。我们的先祖召公奭受封于此，已近六百年。六百年啊...”他剧烈咳嗽，太子连忙为他抚背。
“我这一生，”闵公喘息着说，“未开疆一寸，未灭国一家。但燕国还在，燕人还在。这就是够了。……守成，守成，能守住祖宗基业，便是大功。”
他又指着地图上的几个点：“这里，易水，是我们的命脉。这里，易城，是我们的心脏。这里，”他的手指落在北境，“燕山，是我们的脊梁。脊梁不能断，命脉不能绝，心脏不能停。记住了吗？”
太子泪流满面：“儿臣记住了。”
“还有...”闵公的声音渐弱，“秦国...要继续交好。西方之秦，或将...制衡东方之齐...燕国的生机，或许在...西边...”
话音未落，手已垂下。燕闵公薨，谥“闵”，取“在国逢难曰闵”。这个谥号，概括了他的一生，也概括了燕国的处境。
太子姬载即位时，已四十二岁。他在父亲的教导下长大，亲历了燕国最艰难的岁月，也见证了父亲如何以智慧和忍耐，让燕国在绝境中站稳脚跟。
他性格沉稳，心思缜密。闵公的葬礼上，各国使者云集。齐国上卿亲至，他在吊唁时对简公说：“闵公英明，简公贤达，燕国何其幸也。”话虽客气，眼神中却带着审视。
姬载躬身回礼：“先君在时，常言齐侯之德，燕齐之好。寡人年幼德薄，今后还要仰仗上卿指点。”
姿态放得极低。齐使满意而去。一旁的晋国使者低声对同伴说：“燕侯懦弱，不如其父。”这话传到姬载耳中，他只是微微一笑。
懦弱？或许吧。但姬载知道，在强国眼中，小国的“勇敢”往往是愚蠢的代名词。他要的，不是虚名，是实利。
姬载在位的三十年，是燕国历史上少有的、持续稳定的时期。这三十年，他做了三件大事。
第一，深耕。燕国多山，耕地有限。简公组织民力，在燕山南麓开凿水渠，引山水灌溉。又从中原引进冬小麦，变一年一熟为两年三熟。他还推广牛耕，以官府借贷方式，将耕牛租给无牛农户，三年后归还本金即可。一时间，“燕地多垦，仓廪渐实”。
第二，通商。姬载在闵公基础上，进一步扩大贸易。他在边境设立“五市”十处，允许燕人与胡人、齐人、晋人贸易。燕国的盐、铁、皮毛，中原的布帛、漆器、青铜，胡人的马匹、牛羊，在此交汇。易城成为北方重要商埠，“市列珠玑，户盈罗绮”，虽不及临淄、邯郸繁华，却也初具规模。
第三，强军。姬载不扩张军力，但精炼之。他建立“武卒”制：选军中健儿，教以剑戟弓弩，优其廪饩，免其赋役。又设“技击营”，专研战阵之法。燕军虽只三万，但训练有素，装备精良，为列国所忌。
外交上，姬载将父亲的“平衡术”发挥到极致。他同时与齐、晋、秦三国交好，但又不完全倒向任何一方。齐国来聘，他热情款待，但绝口不提军事同盟；晋国请兵，他委婉推脱，但赠送粮草以示友好；秦国邀约共伐义渠，他称病不往，但派使者祝贺。
“燕国就像走钢丝的人，”他曾对太子说，“手中要持长杆，左重则右倾，右重则左斜。必须不偏不倚，才能走得稳，走得远。”
但平衡终究是脆弱的。
姬载晚年，燕国国力达到一个高峰。都城易城扩建，城墙高四丈，周长二十里，人口五万余。市井繁荣，有“朝市”以交易日用品，“夕市”以交易奇珍。太学重建，收贵族子弟及平民俊才百人，教以诗书礼乐、兵法术数。
但姬载心中清楚，这种繁荣如履薄冰。一次，他登易城北门，望燕山绵延，突然对随行的大夫说：“你们看，燕山像什么？”
大夫们有的说像屏风，有的说像卧龙。姬载摇头：“像墓碑。千百年来，有多少部族、方国葬身于此？山戎、孤竹、令支...如今，只剩下燕国。但燕国，又能立多久呢？”
众人默然。远处，夕阳西下，将燕山染成血色。
公元前373年，姬载病逝，临终前，他将太子叫到床前，说了最后一番话：
“我这一生，守住了燕国。但你将面对的，是更加艰难的时代。我听闻，魏经李悝变法，已有富强之势。天下在变，变得更快，更残酷。燕国若不求变，终将被淘汰。”
他喘息片刻，继续道：“但要变，也不能急。燕国太小，经不起大风浪。就像烹小鲜，火候要恰到好处。急了会焦，慢了会生。这个度，你要自己把握。”
太子含泪点头。简公看着他，眼中闪过复杂神色——有不舍，有忧虑，也有期待。最后，他说：“记住，燕国的君王，最重要的不是开疆拓土，而是...活下去。只要活着，就有希望。”
言毕，溘然长逝。谥“简”，取“一德不懈曰简”。这个谥号，他当之无愧。
简公的长子燕后桓公继位时，已四十五岁。他在父亲的荫庇下长大，亲历了燕国最稳定的时期，却也目睹了天下大势的变化。
桓公在位的十一年，战国进入新阶段。魏国李悝变法后，率先强大，称霸中原；楚国吴起变法，南吞百越，而齐国，在田氏代齐后，经过经营，已再现桓公霸业。
小国的生存空间，被进一步压缩。
桓公深受震动。他在朝堂上对群臣说：“昔日晋楚争霸，小国犹可周旋。今日魏齐相争，动辄灭国。中山、鲁、卫，皆岌岌可危。燕国当如何自处？”
老臣们多主守成，沿用简公之策。但年轻一代的大夫中，有人提出不同看法。大夫郭振出列道：“大王，当今天下，犹如弈棋。守成之策，只能守得一时。若想长久，必须求变。”
“如何变？”
“效法楚、魏，改革内政；联结诸国，抗衡强齐。”
桓公沉吟。他不是没有想过改革，但燕国贵族势力盘根错节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简公在位时，曾尝试改革税制，就遭到强烈反对，最后只能折中。如今要效法楚魏大变，谈何容易？
但他也知，不变不行。公元前364年，桓公做出一项决定：派遣使者出访各国，考察变法之政。使团由郭振率领，先后走访秦、魏、楚、韩四国，历时两年。
使团归国时，带回的不只是各国的法令条文，还有一批人才：从秦国请来精通农战的士人，从魏国请来擅长刑名的法家，从楚国请来知晓水利的工匠，从韩国请来精于器械的技师。
桓公大喜，欲推行改革。但就在此时，他病倒了。积劳成疾，一病不起。
病榻上，桓公召集群臣，说了临终遗言：“我死之后，燕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。齐虎视于东，赵觊觎于西，南方又有中山为患。我儿继位后，你们要尽心辅佐，万不可有丝毫懈怠。燕国数百年基业，绝不能断送在我们这一代！”
他特别握住郭振的手：“先生大才，望辅佐我儿，推行改革。燕国的希望，在...在变法...”
言未尽，已气绝。谥“桓”，取“辟土服远曰桓”，实为溢美。桓公一生，未辟一寸土，但他为燕国打开了求变之门。
燕后文公姬乞陶即位时，三十三岁。与父祖不同，他自幼好学，曾游学齐国，与各家学者辩论。他见识过临淄的繁华，也目睹过齐军的强盛。他深知，燕国与齐国的差距，不仅在于国力，更在于制度、在于人心。
即位第三年，文公决心变法。他在宫中设“招贤馆”，以郭振为馆长，广招天下贤士。消息传出，天下震动。不久，陆续有士人来投。
文公皆亲自接见，量才而用。其中，苏秦的一番话，最让他震动。
苏秦说：“臣观当今天下，犹如一盘棋。齐、楚、秦、赵、魏、韩，是六枚大子。燕国，只是一枚小子。小子要想存活，不能只守，还要会走。要走，就要看清棋局，走一步，看三步。”
“如何走？”
“合纵。”苏秦展开地图，“秦在商君变法之后，国富民强，东出为其国策，为天下患。燕与赵、韩、魏、楚，乃至齐国，皆受秦威胁。若联合诸国，共抗强秦，则秦国不敢动，燕国可安。”
“但诸国各怀异心，如何能合？”
“这就是纵横家的本事了。”苏秦微笑，“大王若能信臣，臣愿为燕国奔走，联结诸国，成合纵之局。”
文公沉吟。他知道，这很冒险。合纵若成，燕国可保；若败，燕国将首当其冲。但不变，燕国又能苟延残喘多久？
“好！”文公拍案而起，“寡人将国事托付先生。先生需要什么，尽管开口。”
“一要钱财，以供游说之资；二要名分，臣需‘燕国特使’身份；三要时间，短则三年，长则五载，方见成效。”
文公一一应允。此后，苏秦开始周游列国，游说合纵。而文公在国内，也开始推行改革。
第一，废除世卿世禄。贵族子弟无功不授爵，无才不授官。此令一出，举国哗然。以公子成为首的贵族联合反对，朝堂之上，争论不休。
文公力排众议：“昔日燕国弱，因贵族世袭，无能者居高位，有才者沉下僚。今欲强国，必先强人。强人之道，在选贤与能。从今日起，燕国用人，唯才是举！”
第二，推行县制。废除贵族封地，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县，县令由国君直接任命。县下设乡、里，层层管辖。此举大大加强中央集权。
第三，统一度量衡。以易城为标准，制作尺、斗、秤，发往各县。又铸“燕法钱”，统一货币。
这些改革触动贵族利益，反对声浪日高。公元前350年，公子成联合十二家贵族，以“清君侧”为名，发动叛乱。叛军三千，夜袭王宫。
那一夜，易城火光冲天。文公被侍卫叫醒时，叛军已攻破宫门。他披甲持剑，率禁卫军百余人，死守正殿。
“大王先走！”侍卫长焦急道。
“走？走哪里去？”文公冷笑，“今日若走，改革前功尽弃。燕国将永无翻身之日！”
他登上殿前高台，对着叛军大喊：“公子成！你口口声声为燕国，实则为一己私利！今日你杀我，明日齐国来攻，谁能守燕国？是你，还是你那些酒囊饭袋的子弟？”
声音在夜空中回荡。叛军中有人动摇。公子成见状，弯弓搭箭，一箭射向文公。文公不躲不闪，箭擦耳而过。